王世襄玩出精彩人生

　　衣着随随便便，为人朴朴实实，谈吐随随和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

　　王世襄的少年时代是无忧无虑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说到为何没走上与先辈一样从政的道路，王世襄笑言：“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画。

　　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先养鸽子，用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年后，他曾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

　　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玩的有名气的人。正是在这些广泛的交游中，他逐渐消除了世家子弟身上的傲慢习气，多了一些平民气质。在顺其自然的玩中，他增长了见识，强壮了体魄，陶冶了性情，培养了专注，痴情与执著铸就了豁达乐观的性格。在与那些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称兄道弟后，学到了许多玩的艺术以及人生哲理，于自己后来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大有裨益。

　　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又百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科，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科辑录起来，配以图片，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驾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它能陶冶人的性情，能让人长寿。正是因为喜欢玩，他才活到90多岁，不觉得自己老。当然，也有人说他是生活的美学家和哲学家，是生活和艺术的实践者。

　　君子何必远庖厨？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的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品过其所做莱肴者，无不自此”三月不知肉味”。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随后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于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

　　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因为1957年的一次“大胆直言”，王世襄被打成“右派”。可喜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保护古文物的紧迫感，促使他在坎坷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

　　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千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

　　鄂南咸宁，山青水秀，一派典型的南方田园风光。三年多的千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王世襄终有一个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释放的空间。在向阳湖菜畦边，他曾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身在农村，王世襄眼中见到的塘边荷叶田田，湖岸杨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画家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是那样的恬静。他陶醉于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自有无穷乐趣。一首《养牛》诗中，他这样写道：“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不仅如此，他一有闲暇，就跟当地老乡去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乐此不疲。期间，他常常跑到干校所在的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限于财力，王世襄常常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往往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二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有时又来到鲁班馆家具店或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人的家，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生性好动的王世襄在迁进新居前一直居住在北京东城区芳嘉园的祖屋里，这里离北京的日坛公园不远，每天早晨王老都骑着自行车去日坛公园打太极拳，“不为长寿，只为活动活动，心里头痛快，胳膊腿儿舒坦。”住平房时，王老爷子已过80岁，跑几步追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换煤气都是小菜一碟。谈及养生秘诀，王世襄说：人到老年，性情心理都会随着年龄的变更而有所变化，使自己拥有良好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大致可归为“六心”——多些开心（乐观、知足）、童心（不服老，多些玩心）、宽心（善待别人，心胸大度）、爱心（夫妇之间爱心相伴，精神的补助强于食补）、静心（平心静气）、恒心（锲而不舍，苦中作乐）。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兴趣五花八门，做学问也常出旁门左道，但孜孜以求，勤奋耕耘，最终成果硕然，成就一家之言。

（责任编辑：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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